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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贴侨律师对刑事辩护、民事代理、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物权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具有娴熟的服务技能,尤其擅长刑事辩护、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对劳动仲裁、企业法律顾问、私人律师等非诉讼法律业务也有独到之处。本人做事脚踏实地,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风格是实事求是,不浮夸。遭遇强权部门不亢不卑,能利用各种技巧与之周旋,碰到弱势群体敢于为其伸张正义!能抵制各种社会压力,所以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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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司法的副作用及其预防与消减  

2018-01-12 09:53: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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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司法经常被过度使用,其功能经常被夸大甚至被神话了。我国司法在实现其正面功能的同时,有时附带地发生了副作用,个案中副作用比较明显。司法副作用对于司法形象的改善及司法目的的实现产生了消极影响。萨维尼指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1]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国当代司法对于我国传统司法文化吸收不够,甚至“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2]“我国古代司法不仅要求援法断罪,而且提倡法、理、情的联通。它源于中国的国情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是司法经验的理性总结,为世界司法制度史上所少有。”[3]借鉴传统司法理念[4]的精华,审视当代中国民事司法的不足,有助于改进司法品质。本文以民事司法为视角,对司法的副作用作初步探讨。

  一、民事司法副作用的理论概述

  (一)民事司法副作用的含义

  一般而言,“副作用”的用语有两种含义:(1)随着主要作用而附带发生的不良作用;(2)药物不良反应的主要类型之一 ,亦泛指任何类型的药物不良反应。指药物在治疗剂量下发生与治疗目的无关的药理作用,而这些作用在别的场合可能为治疗作用。[5]在法学领域,民事司法的副作用是指民事司法在实现其正面作用的同时而附带发生的、与实现司法目的无关的不良作用或不良反应。

  (二)民事司法副作用的表现

  司法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稳定性、专属性、法律性、终局性、交涉性、非服从性、公平优先性等特点。[6]司法的副作用表现如下:

  1。司法无法解决所有纠纷,甚至无法完美地解决所有法律纠纷。如果法院将不适合司法处理的案件强行受理并裁决,效果并不理想。

  社会上的纠纷不可能也没必要都通过司法解决。我国民众与法院之间有一段“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法院只能输出有限的正义。[7]司法适合解决法律争议,解决非法律争议效果不理想。

  例如,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假如部分失业公民以享有劳动权起诉政府安排劳动岗位,法院判决政府为他们安排劳动岗位。目前就业形势严峻,上述判决很可能无法全部执行,可能引发司法及政治危机。就业问题属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司法无法完美地解决就业问题,或者说司法的介入弊大于利。对于社会问题,法官没有比公共决策机关有更好的途径或更高的合法性对经验问题作出判断。[8]某些问题是否适合司法处理依赖于法院在政治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法院的传统,以及社会对法院偏离消极角色的忍耐度。[9]当前我国法院将某些法院暂时无法处理、不宜处理的案件不予受理,反映了我国法院对自身的准确定位。

  我国部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全国20万名法官总体上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而明清中国的州县衙门,大体可以用瞿同祖发明的“一人政府”[10]来概括。一名地方官员就能基本办理好本地案件。经验大致如下:

  以清代为例,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吏最低只到县一级,但县以下基层社会有其固有的秩序与规范,宗族组织与乡里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赋予乡里组织调处细故纠纷的职责。[11]“细事乃是国家从治理角度来考虑,宁愿让社区自己去解决的事情;国家要到社区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方才会介入。”[12]大部分地区民众有厌讼文化,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好讼”。地方官员应对好讼做法有四种:勤于听讼、宣导教化、回避诉讼和压制诉讼。[13]官府处理案件也需历经时日,“松江知府明日来”的佳话就是官员息讼的代表性做法。请看《明史·循吏赵豫列传》的做法:

  方(赵)豫始至(松江),患民俗多讼。讼者至,辄好言谕之:“明日来。”众皆笑之,有“松江知府明日来”之谣。及讼者踰宿,忿渐平,或被劝阻,多止不讼。

  松江知府赵豫对于前来诉讼的民众,往往以“明日来”为由暂缓受理,规劝起诉人先回家去。起诉人回家后,经过亲族乡里的规劝和调解,很多纠纷就无需进入正式诉讼程序。松江知府先把纠纷退回民间处理,尊重亲族乡里自行化解民间纠纷的机制,慎重受理案件。这种“拖延”策略实为“寓积极于消极”的息讼艺术,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高超的司法智慧和对社情民意的把握。“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不少民间纠纷,官府并不是最佳解决机构,更不应当是纠纷解决的第一道工序。如学者指出,“清代南部县民事诉讼已形成以调解为主,追求和合,官民互动,低成本治理的民事纠纷。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合作与妥协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14]

  2。司法解决纠纷的高成本制约了司法功能的充分实现。正义的程序需要成本,专业的法官、豪华的法庭、缜密的程序、细致的论证,无不需要支付代价。[15]笔者曾办过一案:两位农民均声称山上放养的一头牛是自己的,争执不下诉至法院。该头牛价值人民币1000元,原告、被告都聘请了律师,各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遗传学鉴定支出鉴定费2000元,诉讼参与人支出差旅费若干,法院依鉴定结论判决该牛归原告所有。该案诉讼总支出是该头牛价值的十倍。

  3。司法程序耗费时间较长。我国民事一审普通程序审限6个月,民事一审简易程序及二审程序审限3个月。一宗民事案件从起诉至执行完毕往往历经数年。司法需要慎重、缜密和权威的结论,不少复杂案件在短时间内无法结案,司法难以神速。过于急速而来的正义也是非正义,违背司法规律的拔苗助长式的从快结案,经常以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代价;过于急速的审判,损害司法理性原则。[16]

  4。民事审判以证据为基础构建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存在差距,民事审判认定的事实并非客观真实时,可能制造民怨。在法律的形式正义之下可能掩盖着实质的不正义。

  5。司法不公、司法人员素质问题、司法投入不足、司法不独立等问题制约了司法功能的实现。

  6。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或其内部操作规程出发处理案件,忽视了其他价值。法院审案往往更多考虑法律,将社会效果放在次要位置。

  7。法官相对当事人来说是陌生人,将纠纷交由对案件一无所知并且无利害关系的人进行裁判,其利在于保证裁判者的中立无私,但纠纷解决的成本将成倍增加。所有涉案事实包括那些对于调解人来说一清二楚的事实,法官都得小心求证。[17]法官对社情民意往往不如社区或当事人亲朋熟悉,法官办案数量较多,可能没有时间给当事人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8]地方性知识对解决纠纷大有裨益。“一国的法律反映了一国的政治共识或妥协,是回应特定社会具体问题的,司法是政治性的,法学是地方性的。”[19]法学院教育和司法考试没有地方性知识的一席之地。在法官大多来自外地的法院,法官对于当地民事习惯、风俗人情、民众的公正观念、文化传统、特殊利益甚至宗教礼仪能有多深的了解呢?“陈燕萍工作法”值得倡导,“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用群众认可的方式查清事实,用群众接受的语言诠释法理,用群众信服的方法化解纠纷。”基层法官用自己的司法方式,来调和“居庙堂之高”的法律与“处江湖之远”的基层司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广泛认同。

  8。判决再现的案件事实存在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判决适用的法律抽象性导致解释者认识上的差异,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对司法判决的公正性评价存在差异性。司法判决的正确性或公正性不具有唯一性或绝对性,裁判公正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和时代性。[20]

  9。司法具有对抗性和公开性特点,司法解决纠纷容易导致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泄露以及当事人关系的紧张。在司法解决商业客户及亲属邻里之间的纠纷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10。“执行难”从根本上了摧毁了“司法万能”的神话,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功能的实现,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1。立法的滞后、非科学性甚至非正义性有时使得司法成了扼杀民众权益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司法官,在天理、国法、人情以及社会风习的支配和综合作用下,对案件作出合于现实理性需要的适当性处理,对于裁判方案的合情、合理、合法反复权衡。为解决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天道、天人和谐为价值依归的司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21]

  12。我国现代化的国家权力在某些乡土社会实际控制力相当孱弱。[22]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由于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原因,与传统、风俗习惯等地方性知识相背,在基层遭遇抵抗和规避。法律判决并没有合理有效地解决大量民间纠纷。法治嫁接在我国农村水土不服。

  13。接近司法的障碍大量存在。学者分析接近司法的障碍有:一是某些事项法院拒绝受理和裁判;二是司法不公的存在;三是司法的行政化;四是诉讼程序复杂,技术性强,不确定因素多;五是司法成本高昂,过分迟延;六是许多当事人文化水平低,诉讼知识欠缺,不知如何寻求法律救济;七是司法权威失落。[23]

  (三)民事司法副作用的危害及产生原因

  司法公正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法律制度、司法官员、司法机制、客观限制和社会意识等方面。[24]司法副作用产生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司法超出了其功效作用范围。司法处理了它不适合或不擅长处理的事项。如政治、宏观经济、学术和科学问题,司法可能不适合介入。如某博士研究生是否具备授予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司法不适合作出评价。对这类学术问题的判断,法官不可能比相关专业的教授更具权威性。如果法官代替其他专业人员判断,不仅勉为其难,而且结论不可靠。

  2。司法品质不高影响司法公信。法官目前并非精英化,整体素质不高。部分地区案多人少,司法品质普遍难以提高。

  3。司法过于迟缓或过于急速。裁判过迟、久拖不决会使被裁判者产生被怠慢的感觉,过于急速的裁判可能使当事人无法充分有效地参与司法形成过程,其权益会受到忽视。

  4。司法有时在不经意当中破坏了善良风俗,甚至制造了民怨。

  5。法律的普遍性与个案的特殊性的矛盾、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关系的变动性的矛盾、法律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矛盾、法律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导致书本上的法律和实践中的法律的差异,所以要讲裁判的艺术和裁判的妥当性,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防止机械司法。[25]

  6。司法审判中存在难办案件,处理不妥可能产生副作用。审判中存在几种难办案件:一是似乎有可适用的法律,但机械适用法律得出的结果冲撞一般民众认为的公平正义的底线,法院需要运用政治判断;二是因社会价值日益多元化,且民众对相关信息了解有限,法院无论如何判决,判决结果都可能引起很大的争议,法院只能基于社会核心价值做出选择。[26]

  7。某些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对国外法律制度的引进以及司法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考虑司法程序所带来的成本是否能够为社会所承受。如果立法者从西方引进的某些法律制度,与本土法律传统产生激烈冲突,且缺少配套制度,由于司法管理的需要司法者无法获得实际的利益甚至可能因此遭受惩罚,那么这些正式法律程序可能被规避。从外国引进的法律可能在“潜规则”的抵触下,失去立法者所预想的功能和目的,甚至最终流于失败。[27]例如,法律规定,民事二审程序应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在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司法资源极为紧缺的背景下,法律制度设计的二审以开庭为原则,实践中演变为承办法官一人到庭听讼。

  8。审判监督程序大大动摇了二审终审制度,使得我国的判决缺乏既判力、终局性和自缚性。

  二、民事司法副作用的实证考察

  (一)某些法律制度难以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违反了朴素的正义观,甚至让民众感觉不诚信的人钻了法律的空子。

  如诉讼时效制度、保证期间制度、举证期限制度,均是西方舶来的法律制度,乡民们了解甚少。法官适用这些制度,民众有时觉得背离了朴素的正义。

  [案例一]张某诉李某、王某借款合同纠纷案。

  张某借给李某5万元,约定1年后归还,由王某提供保证,没有约定保证期间。1年后李某未还款且下落不明。4年后李某出现。张某起诉李某要求还款,并要求王某承担保证责任。李某、王某辩称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张某与王某没有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按连带责任保证处理,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按照担保法规定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债权人张某没有在保证期间内要求保证人王某承担保证,故王某免除保证责任。

  该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李某为躲债逃匿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保证期间内张某未主张保证责任,王某保证责任免除。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少某些期间明显过短。立法是按城市精英的水准来制定的,高估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和法律水平。乡民们普遍相信“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正当性,懂得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制度的乡民不多。张某败诉可能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乡民朴素的权利观与法律刻意塑造的权利观之间存在鸿沟。“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28]司法运作的“依法性”难以在乡民那里获得“合法性”,甚至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尊严。[29]

  民间秩序的发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根据,早在正式法律制度深入乡村以前就已经存在,并提供了一套使得乡村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框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30]

  (二)程序制度特别是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实质不正义。

  我国的某些诉讼程序过于复杂,难以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按发达城市的文明发展程度制定的规则,某些规定过于超前,忽视了群众的接受程度。民众秉持的证据观念会影响他们对法官的看法,会引导他们从自身的视角去评判法律和法治的正当性。[31]如果过于严格地适用证据规则,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实质不公平。

  [案例二]赵某诉钱某交通事故案。

  钱某开车致赵某伤害,钱某垫付2万元医疗费。但钱某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垫付医疗费的证据。开庭时钱某提出垫付了医疗费2万元,但仍未提交证据。赵某在律师的提示下称没有证据,不认可钱某垫付医疗费2万元的事实。法院认为钱某没有提交证据,判决钱某赔偿赵某10万元。当天下午,钱某将垫付医疗费2万元的收据拿到法庭。该案钱某不知道举证期限制度的存在,甚至不知道证据要提交法庭质证。法庭在钱某提出垫付了医疗费2万元的情况下,没有向钱某释明并限期提交证据,该案结果实体不公正,造成不必要的讼累。

  (三)审限制度要求法官在审限内结案,法官为不超审限草率结案,影响了案件质量甚至导致错案发生。

  法律规定一审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审限6个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及二审案件审限3个月。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法定审限明显过短。个别法官为尽快结案,有时漠视当事人申请鉴定等权利,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

  (四)审判周期过长,再审制度导致二审终审名存实亡,当事人的权利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诉讼成本高昂和资源浪费。

  [案例三]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

  房地产公司将十栋商品房发包给建筑公司承建,建到第二层时房地产公司质疑建筑公司使用的水泥及钢筋存在质量问题,停止支付进度款。因工程款及工程质量问题两公司诉讼,在建商品房停工。法院委托鉴定部门进行工程质量及工程造价鉴定,该案一、二审及再审历时五年。五年后在建工程已成烂尾楼,旷日持久的诉讼让当事人两败俱伤。

  (五)法官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机械司法,未充分考虑主流价值观导致裁判不当,产生了消极的社会效果和严重的司法副作用。

  [案例四]南京彭宇案[32]。

  彭宇将倒地的老太太扶起并协助送往医院,查出严重问题后老太太称是彭宇撞倒了她,并将其告上法庭。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双方均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常人逻辑”及日常经验,认为彭宇将老太太扶起送到医院并垫付费用,按照生活经验应当是彭宇撞倒的。一审判决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彭宇案的判决推理,没有把主流价值观即学雷锋互帮互助、见义勇为作为推理基础,遭到社会的讨伐。法官处理难办案件,除了考虑法律,还应考虑对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司法体制的后果。

  (六)法官简单运用证据规则,机械教条地办案,不仅不能定分止争,还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法官不能控制的严重后果。

  [案例五]莫兆军案[33]。

  2001年,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法官莫兆军开庭审理李兆兴状告张氏夫妇等4人借款1万元纠纷案。李兆兴持有张氏夫妇的借条,而张氏夫妇辩称借条是被李兆兴、冯志雄持刀威逼所写的。经审理,莫兆军作出判决,认为借条有效,被告应予还钱。张氏夫妇觉得冤枉,在法院外喝农药自杀身亡。莫兆军因涉嫌玩忽职守被逮捕,在关押500多天后被判决无罪。

  由此看来,如果法官仅仅熟悉法律,机械教条地依法办事,不仅不能平息争议,还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出现严重后果。

  三、预防和消减民事司法副作用的对策

  (一)宏观制度层面的对策

  1。司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暂时不受理或谨慎受理某些不适合司法裁决的纠纷。富勒提出了有效司法界限问题。司法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它更强调、重视在司法决定中为受影响的当事人提供特定的参与形式。富勒认为,“多中心任务”不适合司法机关解决。司法不可能包揽一切纠纷,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不容乐观的背景下,甚至可以暂时不受理或谨慎受理某些纠纷。目前法院已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心,承受越来越高的社会预期,而司法环境和司法制度未能及时跟进。我国法院的实际地位与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法院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司法功能的实现需要条件的成熟。[34]

  2。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决机制,发挥民商事仲裁、行政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的积极作用,节约司法资源,将司法资源用于及时解决复杂的争议。

  3。提高司法公信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法官队伍。“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科举制时代的地方官员大都科举出身,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同。我国应实现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增强法官的社会认同感。

  4。法官在严格依照法律办案的同时,也应考虑民意、人情。“民情、人情具有社会性,是法之所以立的基础,因此脱离民情,法的生命也将终结”。[35]

  5。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在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法律适用不再是田园诗般的静态的逻辑推演,必须加入多样化的社会价值的考量。我们在要确保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与司法目的的实现结合起来,将法律推理与法律价值结合起来,将法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结合起来,将法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

  6。让绝大多数案件的裁判结果应当可以为人们所预见。裁判结果的可预见性,是指案件经过庭前证据交换、事实固定后,法律职业共同体、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能够基本预知裁判的结果。[36]裁判结果缺乏可预见性,将导致法律不能充分发挥指引功能、司法缺乏公信力、终审不终,引起不必要的上诉、再审、申诉和信访。

  7。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多年来,法院在为民事“执行难”寻找对策,社会各界提出许多良策,但在根本上“执行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8。法院应努力争取以调解、和解、撤诉等方式结案,节约诉讼成本,从速稳定法律关系。

  9。废除或改革民事诉讼审限制度。过短的审限制度违背司法规律,结案条件不成熟而要勉强结案,案件质量必受影响。如果暂时不能废除民事诉讼审限制度,对民事案件的审限进行适当延长很有必要。至少一审普通程序审限延长至一年,一审简易程序和二审程序延长至6个月。

  10。赋予各级法院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个案的审判解释权。有学者提出建立“一元、二级、三层次”审判解释体制。即确立法院一元的审判解释主体,将普遍法律效力的规范性审判解释权限制在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赋予各级法院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个案的审判解释权。[37]法律应当赋予民事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权利,允许法官在个案中考虑社会现实、法律原则和精神、法理学说、风俗习惯等,圆满地解决纠纷。

  11。扩大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以实现对立法权的制约和平衡。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实现个别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工具,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途径之一,是司法机关避免重大政治风险的屏障,是克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司法消极影响的重要方法,同时使法律调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适用性。[38]

  12。对司法功能进行科学的准确的符合司法规律的定位,进而优化司法环境,改革司法体制。

  13。应当形成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9]我国对私力救济限制过多,未充分认识到私力救济对于社会和纠纷解决的作用,忽视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14。让“司法推动主义”和“立法推动主义”相互补充。“司法推动主义”和“立法推动主义”在很多方面可以相互补充。基层司法机关对中国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认识更为深切,清楚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法律制度往往是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是对那些行之有效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安排的经验总结。[40]

  15。借鉴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有益部分。中华法文化发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体现了国情,反映了民族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宝藏,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41]

  (二)微观操作层面的对策

  如何克服或消减司法的副作用呢?可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事实认定方面

  (1)调解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从立案、庭前、庭审时、开庭后至宣判前都可调解。

  (2)法官以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进行自由心证,考察哪一方当事人证据更具优势证明后作出判决。判决书应当充分说理。

  (3)如各种方式都无法处理,运用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裁判。按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裁判,是穷尽其他办法仍无法作出决断的最后办法,不能滥用,且应充分说理。应当根据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处理疑难案件。[42]

  (4)如双方均无优势证据,应进行利益衡量,从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民商事规则形成的角度进行裁判。

  (5)重视利用审前程序、调解、和解及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等来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问题。鼓励当事人通过和解、协商来确定事实,解决纠纷。

  (6)赋予和尊重法官认定事实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任意裁判,而是为了细致入微地实现正义。

  2。法律适用方面。适用法律的过程包括发现法律、选择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三个步骤。发现法律是法官找法的过程,选择法律是法官从其发现的多个法律中选择最合适的法律,如果出现没有任何法律规则可供适用时法官应弥补法律漏洞。[43]

  3。作出裁判结论方面。裁判结论必须具备合法性和可接受性。司法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专业技术,更是一门需要将常识、常情、常理融汇其中,将司法智慧、政治智慧和大众智慧巧妙结合的艺术。如果法官简单办案,不考量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和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一般要求,作出的裁决难以得到公众认同。[44]

  4。加强舆情应对,发挥司法宣传功能。司法宣传工作是隐性的司法,有助于优化司法环境,帮助公众理解法治和司法的内涵,强化司法权威,克服和消减司法的副作用。[45]

  结 语

  司法并非万能,它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同世间万物一样也有其不足。就像良药存在或大或小的副作用一样,司法在实现其正面功效的同时,其副作用同样不可避免,也无需回避。我们应当依照司法的规律和特性来实现其功能,并充分注意到其局限性和有限性,从而适度地、谨慎地、谦抑地使用司法制度。司法在其作用范围内是一剂良药,超出其范围则可能失效甚至具有副作用。司法应当是一剂珍贵的补药,而不应当是人们日常使用的食物。对于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方式,司法应当表现出兄弟般的谦逊和友好,而不应当具有一家独大的王者般的霸气。司法的功能不应被过度夸大,也不必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其功能应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应当主动出击,扮演纠纷解决急先锋的角色。司法仅仅是终局性、昂贵的、补充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介入纠纷的解决是对社会管理漏洞的弥补。司法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且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司法有其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因此,只能依据其性质发挥其特定的功能。民事司法的副作用大部分时候可以预见、可以克服和避免;但也存在无法预见、不能完全避免和克服的情形,此时需要及时消减其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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