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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均衡视野下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比较研究  

2018-03-14 09:44: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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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诈骗、抢夺罪均为侵犯财产的犯罪,三罪社会危害性程度基本相当,但刑法对其法定刑的配置差别较大,这样立法背离了客观实际,有违罪刑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则。在罪刑均衡视野下对三罪的法定刑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完善对策,有利于刑法内部法定刑配置的协调。



一、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之立法演变



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国并无刑法典,当时只有1950年7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等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法草案。这些草案对盗窃、诈骗、抢夺罪都是分条文立法,并规定了不同的刑事责任。这一时期处罚这三罪,主要以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党的政策和司法机关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将盗窃、诈骗、抢夺罪规定在同一法条即第151条:“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在152条规定了数额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种排列式的立法模式主要是考虑到三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体相当,而且犯罪分子兼有两种犯罪行为的为数不少,为处理上的方便,因此就合成一个条文。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第 1 条将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了死刑,诈骗罪和抢夺罪的法定刑没有变化,最高刑仍为无期徒刑。《决定》提高盗窃罪刑罚的理由是“……盗窃公私财物……犯罪活动猖獗,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利益危害严重”。修改后盗窃罪的刑事责任较之于诈骗罪和抢夺罪明显要重。1997 年刑法典在 1979 年刑法的基础上对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进行了分条文立法,将盗窃罪规定在第264条和第265条,诈骗罪规定在第266条,抢夺罪规定在第267条。根据1997年刑法,诈骗罪和抢夺罪的构罪标准都是“数额较大”,法定刑也完全相同,都是“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盗窃罪的构罪标准除了“数额较大”外还规定了“多次盗窃”的行为次数标准。法定刑方面,第264条对一般盗窃罪取消了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所规定的死刑,一般盗窃罪的法定刑也与诈骗罪、抢夺罪相同,但却规定了在两种特别情形下可以判处死刑:(1) 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二、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失衡的比较分析



1979年刑法将盗窃、诈骗、抢夺罪规定在同一法条,配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说明立法者认可这三罪大体相同的社会危害性。虽然 1982 年《决定》提高了盗窃罪的法定刑,将其最高刑确定为死刑,但主要原因并非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加大,而是缘于当时盗窃罪的案发率较诈骗罪和抢夺罪高。《决定》提高死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依据 1997 年立法,我们可以洞察出在立法者视野中,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是基本一致,故对三罪配置的法定刑仍应基本相同。然而,细察三罪,立法者的认识是否切合实际?



对于盗窃、诈骗、抢夺罪而言,法定刑的规定至少反映了三罪社会危害性的大概:三罪行为人都不是把矛头直接针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而是直接针对其财产权利,既如此,对三罪规定大体相同的法定刑自然也体现了刑法系统罪刑的基本均衡。然而,立法活动是专业技术非常高的一项工作,不仅要考虑罪与罪之间的大致情况,更要注意个罪之间罪质的细微差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犯罪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而从根本上体现罪刑均衡。总体上讲,现行刑法对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的规定基本体现了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但仍然存有瑕疵,这些瑕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对三罪法定刑的配置没有充分考虑三罪罪质之间的差异。罪质是指犯罪的本质,“从公正角度考察,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功利角度考察,犯罪的本质又体现在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罪刑均衡系统中的罪质应该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盗窃、诈骗、抢夺罪虽然同为侵犯财产的犯罪,但抢夺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罪质有所不同,而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罪质则完全相同。从行为本身来看,抢夺是指“乘人不备,公然夺取”财物的行为;盗窃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诈骗是指“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抢夺罪与盗窃、诈骗罪罪质的区别主要有三。其一,行为的手段不同。盗窃、诈骗行为是通过“秘密窃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取得财物,行为人不会采用某种强制力量非法获取财产。而抢夺行为则会使用一种强力来取得财物,这种强力虽然有别于抢劫罪中的暴力,但也可能对他人人身带来威胁甚至侵犯,如强行夺取被害人身上的财物有时可能将被害人绊倒、摔伤,有时还可能直接造成被害人损伤,如抢夺被害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耳朵上的耳环可能会伤害被害人的脖子、耳朵,抢夺行为有时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如抢夺行为人将被害人拉倒后摔在石头上,造成被害人脑损伤死亡即是。正因为如此,我国有学者根据“暴力”的汉语语境,认为抢夺罪的强力就是“暴力”,并认为抢夺罪是指使用暴力抢夺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这种将暴力视为抢夺罪犯罪手段的观点未免违背公众对“抢夺”一词词义的认同,有失偏颇,而且容易与抢劫罪混为一谈,因而不足取。但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道出了抢夺罪犯罪手段与盗窃罪、诈骗罪犯罪手段不同。三罪犯罪手段不同,侵犯的法益也不一样,反映出社会危害性也有所不同。其二,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震慑不同。盗窃和诈骗侵犯的利益都只是财物的所有权,刑罚处罚盗窃、诈骗的理由是财物发生了非法转移,有悖于财物正常、合法转移的秩序,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伦理道德规范。从实际情况看,被害人被盗窃、诈骗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时并不知情,事后才知被盗、被骗;二是当时就已知情。第一种情况下,被害人往往只会痛惜自己的财产受损,会埋怨自己为何当时不小心谨慎,有时甚至还会庆幸自己幸好只损失了钱财而人身安全无恙。此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心理会随着财产已经受损的事实而变得无可奈何。第二种情形下,被害人虽然立马知晓财物被盗、被骗事实,但由于行为人没有使用强力,故被害人也不会有人身安全受到侵犯的感觉(盗窃、诈骗转化为抢劫罪的除外)。而对于抢夺而言,虽然侵犯的也是财物所有权,但由于其带有强制力,对被害人造成的侵犯与盗窃、诈骗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被害人在抢夺行为实施的同时就会知悉被抢情况,心理上的恐惧感相对较大。只要抢夺行为实施,被害人的内心往往会立马惶恐不安,有一种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同时受到威胁或者受到侵犯的感觉,不知抢夺人将要采取如何进一步的行动。



而且,对于不知刑法、不懂刑法的公民来说,抢夺和抢劫是没有区别的,一旦被抢夺,他们下意识地就会大喊“有人抢劫”,而不是大叫“有人抢夺”。由此可见抢夺给被害人带来的心理恐惧与抢劫并无二致。这样看来,盗窃、诈骗行为给被害人心理带来的威慑相对于抢夺要小许多。其三,从行为人的视角看,抢夺者的主观心态往往是明目张胆,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犯罪行为;而盗窃者至少做贼心虚,不想让他人知晓自己的犯罪行为,诈骗者得花言巧语取得被害人信任,然后再让其“自愿”交付财物,也不想让自己的犯罪行为暴露。因此,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进行分析,抢夺罪显然大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综上,由于抢夺、盗窃、诈骗行为人使用的手段和主观恶性不同,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威慑也不一样,反映在罪质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上,盗窃、诈骗肯定要小于抢夺。



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和抢夺者的人身危险性总体而言大于盗窃罪和诈骗罪是不争的事实。外国刑事立法很少有专门规定抢夺罪的例子。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上无抢夺罪的规定,抢夺行为一部分纳入盗窃罪,一部分纳入抢劫罪。一般认为,当侵害人从被害人手中突然夺走财物以致被害人来不及反抗,这种力尚不足以达到抢劫罪的暴力程度的,只能构成盗窃罪。但是,如果被害人意识到侵害人的夺取动作而予以反抗或者侵害人夺取行动第一次未奏效而再次夺取时发生争执反抗,哪怕是极小的、极弱的反抗,即便是一拉一推,这种力也构成了抢劫罪中的暴力。或者虽无挣扎,但最终导致被害人人身伤害的,也是抢劫。例如行为人为抢走被害人耳环而撕裂其耳垂。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瑞士等国都没有抢夺罪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大多认为抢劫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胁迫压制对方的反抗,违反对方的意思而将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者占有。抢劫罪的暴力只要求行使有形力,而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力。行为人行使有形力,压制被害人的意志与行动自由,达到了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时,就构成抢劫罪的暴力。“抢夺是乘人不备,突然对财物施加暴力而取走该财物,因此,抢夺行为与抢劫行为在本质上并无真正区别。”一般说来,如果行为人只是单纯乘人不备而夺走他人财物,就定性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利用工具和乘人不备夺走财物,比如利用骑摩托车夺走行人的财物,则认为使用了暴力,就应当定性为抢劫罪。外国刑事立法虽没有抢夺罪的专门规定,但对于抢夺行为的处理似乎更趋合理。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借鉴外国刑事立法,将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夺罪进行拆解,一部分归入盗窃罪,另一部分纳入抢劫罪,并认为拆解抢夺罪其一不会放纵实践中发生的抢夺行为;其二在量刑上不会造成罪刑失衡;其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便利司法操作,节约司法资源;其四与我国公民朴素的法律观念相契合;其五符合历史潮流。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十分正确,但也反映出我国刑法笼统认为抢夺罪的罪质与盗窃、诈骗行为相当是不切实际的。



至于盗窃罪与诈骗罪罪质,学界一般认为没有很多差异,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诈骗罪高,因为“盗窃分子采用撬门扭锁、穿墙入户、掏腰盗包等手段,昼夜作案,使人们防不胜防,不得安宁,缺乏社会安全感,而且作案后不易侦破,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而诈骗分子作案虽然数额较大,但都是采用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等欺骗方法使被害人信以为真,自愿交出财物。只要被害人提高警惕,就能识破行为人的骗局。并且诈骗分子往往当着被害人的面作案,作案后易于侦破。因此,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从社会安全感、犯罪手段、被害人的责任以及破案难易程度等方面来看,比盗窃罪要小”。笔者认为,该学者论述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诈骗罪的理由不充分,不能让人信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从破案的难易程度来确定,只能从客观的危害和主观的危害等方面进行考察。从犯罪的本质看,盗窃罪和诈骗罪都只侵犯财产权益,犯罪手段带给被害人的影响也大体相当,故两罪的罪质应基本相同。



2. 三罪的法定刑没有体现罪刑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则。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此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或曰“罪刑均衡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既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针,它体现了法律最基本的秩序、公平、公正价值。罪刑均衡包括一般均衡与个别均衡。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立法所确定的罪刑均衡是相对的、普遍的,因而是一般均衡。而刑事司法是以个案处理为内容的,因而将刑事立法所确认的一般均衡适用于具体案件,便实现了个别均衡。因此,个别均衡与一般均衡有所不同。一般均衡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对罪行严重性评价的一致性,对不同严重性层次的犯罪,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保持基本的一致性;第二,对刑罚严厉性评价的一致性;第三,罪与刑之间比例上的相称性,实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相似犯罪相似刑罚。



既然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诈骗罪和盗窃罪,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诈骗罪基本相同甚至有人认为还小于盗窃罪,那么,立法对危害性更大的抢夺罪、与盗窃罪危害性相当的诈骗罪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而对盗窃罪却规定死刑,显然罪刑失衡,违背了罪刑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则。



(1)同质罪设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这主要表现为立法对罪质完全相同的盗窃罪和诈骗罪配置了不同的刑罚。盗窃罪和诈骗罪虽然行为方式不同,但罪质相当,都只侵犯他人财产权,不牵制人身安全。刑法对诈骗罪的最高刑规定为无期徒刑,而对盗窃罪的两种情形却设置了死刑。实际情况看,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与诈骗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与诈骗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危害性并无差异,但立法机关却对其设置不同的刑罚。从司法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似乎也折射出了司法机关认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小于盗窃罪的观点。根据1998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罪的定罪标准为500-2000元,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犯诈骗罪的定罪标准却为 2000 元。这样解释,无疑蕴涵了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小,故起点标准要高,而盗窃罪的社会危害性大,故起点标准应低的认识。



(2)异质罪设立了相同的法定刑。主要表现为将罪质差异较大的抢夺罪与诈骗罪配置了相同的法定刑。如前所述,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总体而言大于诈骗罪,刑法将两罪的刑罚设置完全相同,违反了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两罪的定罪起点数额不同,诈骗罪定罪数额高于抢夺罪,但司法解释只解决了司法层面的罪刑均衡问题,立法层面的罪刑均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3)重罪轻刑,轻罪重刑。主要体现在将盗窃罪这个轻罪的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而将抢夺罪这个重罪的最高刑则配置为无期徒刑。我国刑法对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的规定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危害性差异,将应当成正比的罪刑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阐述:“把抢夺罪和盗窃罪同等对待,规定了相同的刑罚幅度,显然有不妥之处。从两者的作案特征和危害程度看,抢夺罪中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都有正面接触,往往不仅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而且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安全,严重影响公众安全感,危害更甚。应加大抢夺罪的处罚力度,使罪刑相适应。”该学者主张加大抢夺罪处罚力度的观点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其正视了抢夺罪与盗窃罪罪刑失衡的大概情况。可以设想,行为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刑法规定可以判处死刑,但行为人若抢夺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且在抢夺过程中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拉倒致其伤亡的,只要抢夺者不是故意造成伤亡,即便对这种情形进行数罪并罚,最高刑也只能是无期徒刑,不可能判处死刑,这显然违反刑法最基本的罪刑均衡原理。



三、罪刑均衡视野下三罪法定刑的应然性配置



“刑法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从罪刑失衡到罪刑均衡这样一个无限演进的历史。”“对于现代法制国家的刑法典而言,按照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是一个基本要求。对某种(些)重罪配置轻刑或对某种(些)轻罪适用重刑,都会对其他犯罪或个罪本身的法定刑确定产生不良影响,导致法定刑攀比。法定刑攀比是法定刑配置非均衡化的最集中的体现,它的存在导致刑法各罪之间出现观摩效应,罪与罚不相当,极大地冲击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也使司法实践中出现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局面,影响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基于罪刑均衡的立法要求,对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的配置,应本着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的原则进行。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应是以诈骗罪的法定刑为基准,调低盗窃罪的法定刑,适当提高抢夺罪的法定刑。具体来说应当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 取消盗窃罪的死刑,对盗窃罪、诈骗罪配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1997年刑法对盗窃罪两种情形配置死刑的理由,可以从1997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窥见一斑。该“说明”虽未专门论及盗窃罪的死刑问题,但其对死刑问题的解释或多或少地透露了一些保留盗窃罪死刑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了,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由于1982年的《决定》已经将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修改为死刑,在立法者不愿意减少死刑的背景下,将一般盗窃罪的刑罚降低至无期徒刑已经是历史性的进步,当时保留盗窃罪两种情形的死刑也就不难理解。然而,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刑罚,在同质罪诈骗罪、罪质更重的抢夺罪都没有配置的情况下,只对盗窃罪配置死刑从罪刑均衡的视角进行理性分析显然不是理智的选择。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对盗窃罪的死刑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从侵犯财产罪的12种罪来看,除抢劫罪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外,绝大多数侵犯财产的犯罪都是一种单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即使是敲诈勒索也不能直接对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造成侵犯,自然与抢劫罪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理论上讲,除抢劫罪外,其他犯罪均不宜规定生命刑。”还有学者甚至罗列出了废除盗窃罪死刑的五大理由:其一,大多数国家的刑罚否定盗窃罪的死刑;其二,国际公约禁止盗窃罪的死刑;其三,国家宪法强调以人为本,在盗窃罪中设置死刑有违“人本主义”的宪德精神;其四,民众的价值观念否定盗窃罪的死刑;其五,法理中罪刑等价原则否定盗窃罪的死刑。



应该说,盗窃罪死刑立法是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问题,废除盗窃罪死刑既是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也是罪刑均衡的要求。盗窃罪和诈骗罪都是通过非法途径转移他人财产的行为,二者侵犯的利益都是财产所有权。从实际情况考察,很难衡量出危害性孰重孰轻,因此,取消盗窃罪的死刑,将盗窃罪与诈骗罪配置相同的法定刑,既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基本原则,也符合刑法系统协调的要求;既符合公众的法律认同感,也符合司法实践需要。从外国刑事立法的情况看,有些国家规定诈骗罪的法定刑甚至重于盗窃罪,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4条规定一般盗窃罪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6万至100万里拉罚金”,第640条规定一般诈骗罪的法定刑为“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和10万至200万里拉罚金”(意大利刑法第24条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15天至24年);法国刑法典第311-3条规定,“盗窃罪,处 3 年监禁并课45000欧元罚金”,第313-1条规定,“诈骗罪,处5年监禁并科375000欧元罚金”;有些国家如德国则对盗窃罪和诈骗罪配置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德国刑法典第242条关于普通盗窃罪的规定和第263条关于普通诈骗罪的规定都是“处 5 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对我国刑法而言,具体修正方案可以保持诈骗罪法定刑不变,取消盗窃罪的死刑,将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和诈骗罪的定罪标准规定一致。



2. 取消盗窃罪“多次盗窃”罪量标准的规定,使三罪罪刑一致。盗窃、诈骗、抢夺三种罪中,只有盗窃罪规定了“多次”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诈骗罪和抢夺罪都没有规定。由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罪质相同,危害性相当,如果盗窃罪规定了行为次数的罪量标准,诈骗罪不规定显然不合理,而较盗窃罪危害性更重的抢夺罪没有规定更不合理。因此,要达到三罪立法的罪刑均衡,可以有两种途径选择:其一是取消盗窃罪“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标准;其二是对诈骗罪和抢夺罪规定“多次诈骗”、“多次抢夺”构成犯罪的标准。从司法部门处理盗窃罪的实际情况看,很少有盗窃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多有“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进行定罪处刑的判例。况且将“多次盗窃”作为定罪标准实践中难以认定。如果行为人因为某次盗窃行为被抓,要认定其多次盗窃可能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他人提供线索,证实行为人一年内实施了另外两次以上的盗窃行为;第二种是公安部门已经有违法记录,行为人在一年内确实行窃了三次;第三种是通过审讯盗窃人,盗窃人供出自己这一年内已经盗窃了三次以上。将第一种情形认定为“多次盗窃”没有什么问题,但若将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认定为“多次盗窃”,就值得推敲。对于第二种情形,既然公安部门已经有违法记录,说明公安机关对先前不构成犯罪的盗窃行为已经进行了处理,若将处罚过的盗窃行为再次作为构成犯罪的行为次数进行认定,会违反“一事不再罚”的法理。对于第三种情况,盗窃人自己供认出司法机关并不知晓的轻微盗窃行为,是否可以算作自首?如果可以成立自首,那么盗窃人自首出来的轻微盗窃行为就没有必要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轻微盗窃行为一起认定为“多次盗窃”进而定罪处罚。因此,将“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和意义。盗窃罪作为侵犯财产权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基本体现在盗窃财物的价值上,将“数额较大”作为定罪的标准即可,无须再画蛇添足增加一个行为次数的标准。所以,增加诈骗罪和抢夺罪行为次数标准,自然也显得多余。故为了实现罪行均衡,取消盗窃罪“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即可。当然,即便刑法不规定行为次数构成犯罪的标准,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时,仍然可以适当考虑行为次数等其他定罪情节,在盗窃行为、诈骗行为、抢夺行为的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标准,但具备其他诸如盗窃、诈骗、抢夺次数多的情节时,也可以考虑对行为人定罪处刑,这样认定不至于放纵犯罪人。



3.完善抢夺罪的法定刑,使之适当高于盗窃罪和诈骗罪。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罪和诈骗罪,故抢夺罪的法定刑适当高于盗窃罪和诈骗罪是罪刑均衡的必然要求。但笔者并不主张提高抢夺罪的法定最高刑。因为若提高抢夺罪的法定刑,其法定最高刑即为死刑。在世界各国制刑日益轻缓化的今天,增加抢夺罪的死刑就是逆世界立法潮流,也与我国刑事立法逐渐减少死刑罪名的立法倾向背道而驰。



根据目前抢夺罪法定刑设置的现状,在保持抢夺罪法定最高刑无期徒刑不变的情况下,其法定刑的提高,可以通过四种途径来解决。第一,对抢夺罪内部法定刑进行调整,适当提高抢夺罪基准刑罚。具体可修改为: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通过立法解释,降低抢夺罪的罪量标准,使抢夺罪数额较大的标准低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第三,增加抢夺罪的定罪标准。对于抢夺罪定罪标准,已经有学者主张不应只以数额为标准,还应当加上“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实践中只重数额不重其他情节或严重后果来定罪的片面做法,避免因此导致放纵犯罪的现象发生。第四,取消抢夺罪“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使抢夺行为一经实施即可定罪。立法一旦取消抢夺罪“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从法律层面就昭示了抢夺罪的危害性大于盗窃罪和诈骗罪,实施同样数额的三种犯罪,抢夺罪的处罚自然要重于盗窃罪和诈骗罪。



考虑到抢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大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实际情况,笔者主张认为第四种方法改造抢夺罪的刑罚最为妥当。因为取消抢夺罪“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不仅在立法层面凸显出抢夺罪处罚较之于盗窃罪、诈骗罪严厉,而且暗合了与抢劫罪立法的一致性。虽然总体而言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小于抢劫罪,但由于在刑罚配置时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其一,法定最高刑不同,抢夺罪为无期徒刑,抢劫罪为死刑;其二,法定最低刑不同,抢夺罪为拘役,抢劫罪为三年有期徒刑,故取消抢夺罪“数额较大”的定罪标准对于抢夺罪、抢劫罪配刑系统来说仍然保持协调一致。



结 语



目前,在刑法没有修改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的情况下,三罪法定刑的失衡可以适当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在司法层面实现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罪刑均衡。但司法活动更多地体现出个案公正,个案公正也是罪刑均衡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通过司法途径追求罪刑均衡,在立法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弥补途径。但是,法律公正首先应当是立法公正,唯有在立法层面实现盗窃、诈骗、抢夺罪法定刑配置的均衡,司法的公正才能更好地实现。因此,三罪法定刑的均衡最终在立法上体现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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