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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如何定性?  

2018-07-01 15:43:49|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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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介绍
2008年3月16日至3月20日期间,杨聪慧以盗取他人机动车号牌后出卖为目的,组织并伙同马文明等,先后在江苏省昆山市集街甲子弄口等地,采取强掰机动车号牌的方式多次盗窃机动车号牌。其中,杨盗窃作案13起,窃得机动车号牌14副;马盗窃作案7起,窃得机动车号牌8副。被害人补办机动车号牌所需的费用为105元/副,杨盗窃机动车号牌补办费用共计1470元,马盗窃机动车号牌补办费用共计840元。2008年3月20日凌晨,公安机关将二被告人抓获。

2.
分歧意见
关于在本案中杨聪慧和马文明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聪慧和马文明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理由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刑法280第1款),是指秘密窃取、公然夺取或者损坏灭失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针对民用机动车号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199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及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从以上规定来看,是将民用机动车号牌作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犯罪对象,从而认为民用机动车号牌是国家机关证件。因而杨聪慧和马文民盗窃机动车号牌的行为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聪慧和马文明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杨聪慧和马文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窃取他人财物,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以构成盗窃罪。

3.
本案讨论
对于本案中杨聪慧和马文明的行为定性,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民用机动车号牌并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证件。一方面是因为机动车号牌是标志而并非证件。根据百度上对于机动车号牌的定义,“车牌,指车辆号牌,是两面分别悬挂在车子前后的板材,通常使用的材质是铝、塑料或贴纸,在板上会显示有关车子的登记号码、登记地区或其他的基本资料。车牌是对各车的编号,其主要作用是通过车牌可以知道车所属省、市、县,车管所根据车牌可以查到车的主人”,我们不难发现机动车号牌的主要功能是识别车的所属地和所有人。这与证件的定义不同,证件是指有权机关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等事实的文书凭证。机动车号码牌作为一种有特定格式的数字与字母的组合,其用途只是为了识别车辆而并非一种文书凭证。并且在《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明确的将武装部队机动车号牌认定为标志。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得出,民用机动车号牌也应当同武装部队机动车号牌一样被视为一种标志而不是证件。既然民用机动车号牌被视为一种标志而不是证件,那么其就不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码牌就不会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根据刑罚的合理性判断,将盗窃机动车号牌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有失公平。如果将机动车号牌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军用车辆号牌也属于机动车号牌,且盗窃军用车辆号牌的社会危害性要明显大于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所以根据《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盗窃军用车辆号牌的刑罚理应重于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的刑罚。但犯罪嫌疑人盗窃军用车辆号牌的,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将民用机动车号码牌认定为是国家机关证件的,那么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码牌的行为会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对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刑法》第二百八十条明文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比较二者量刑的轻重程度,我们不难发现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量刑会重于盗窃军用车辆号牌,这明显违反了《刑法》基本原则中的罪责行相适应原则,也有悖于立法本意。因而笔者认为将民用机动车号牌视为国家机关证件这一说法是不合理的。
第二,杨聪慧和马文明多次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于盗窃罪的规定,盗窃罪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年满16周岁的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这种公私财物的特征是:一是能够被人们所控制和占有;二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是客观的,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三是能够被移动;四必须是他人的财物。那么民用机动车号牌是否是符合盗窃罪对于公私财物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民用机动车号牌是能被人们控制和占有的,并且可以移动,但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则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民用机动车号牌一定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第一, 民用机动车号牌在上牌时就需要缴纳上牌费,这是对民用机动车号牌价值的肯定;第二,民用机动车号牌本身作为一种人工加工的物品,其本身就具有价值;第三,一些具有特别数字的车牌甚至可以卖到上百万,这也是对民用机动车号牌价值的肯定。虽然于民用机动车号牌不能单独进行转让,只能随车辆过户,但不可否认的是,市面上确实有对民用机动车号牌的售卖。这无疑不是肯定了民用机动车号牌属于私人财物的事实,但是对于民用机动车号牌具体价值多少,由于各个地区市场规定不一,国家也无具体规定,所以不能确定。
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如构成盗窃罪,是符合《刑法》中盗窃数额较大的规定还是多次盗窃的规定?依据《盗窃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杨聪慧和马文明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共盗窃了22幅车牌,由于对于车牌的价值无具体规定,市价不一,所以无法确定是否这22幅民用机动车号牌的总价值是否超过1000元。但不可否认的是,依据《盗窃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2008年3月16日至3月20日期间,杨聪慧和马文明共盗窃20起,其行为符多次盗窃的规定。
杨聪慧和马文明达到刑事责任年龄(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窃取他人财物,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是以构成盗窃罪。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杨聪慧和马文明共谋多次盗窃民用机动车号牌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有关盗窃罪的规定,两人是盗窃罪的共犯,应当按照盗窃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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